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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保險與民事賠償

手機:M版  分類:創業學院  編輯:小熊

  第一,符合工傷保險制度創設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工傷保險制度創設的目的主要在於替代僱主的民事侵權責任。其中有部分替代和全部替代兩種思想,在制度設計上表現為“補充”和“免除”兩種模式。如果允許工傷職工於工傷保險給付之外,可選擇或可同時向僱主請求全部侵權損害賠償,雖然對工傷職工甚為有利,但與工傷保險制度創設的目的相悖。如果採取“補充”模式,則以工傷保險為主要賠償機制,民事賠償只是作為補充,體現部分替代的思想,與工傷保險創設的目的相符合,且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工傷職工的利益。

  第二,有利於工傷職工獲得可靠和完全賠償,同時有利於發揮工傷賠償法律機制的制裁和預防功能。由於工傷保險具有社會保險的性質,以社會連帶為理論基礎,目的在於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其對加害行為的懲戒和預防作用十分薄弱,因此通常工傷保險只能提供維持勞動力生存及再生產的經濟補償,而不以賠償受害職工的全部損害為目的;相反,侵權損害賠償機制以矯正正義和道德責任為基礎,旨在實現對受害人全部損害進行填補的目的,故損害賠償請求的範圍不僅包括財產上損害賠償,而且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因此,從受害職工的立場出發,不應剝奪受害職工因侵權行為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而應當在獲得工傷保險給付之外,保留獲得民事侵權賠償的權利;從用人單位的角度考慮,保留過錯行為的侵權責任則有助於實現法律的懲戒和預防。事實證明,那種主張以保險計劃完全取代侵權賠償的論調在理論和實踐中均遭遇到重重困難。正如有學者預言:“即使在人身傷害領域(它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為綜合的社會賠償計劃所取代的領域),侵權行為法仍將繼續發揮作用,或者與社會保險計劃共同發揮作用。”

  第三,從合理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的視角考察,若採取“相加”模式,允許工傷職工就同一傷害獲得雙份補償,是對有限社會資源的浪費,而且各國立法例多數明令禁止這種做法。相反,在“補充”模式下,工傷職工獲得的賠償雖然可同時來源於工傷保險給付和民事賠償,但其獲得賠償的總額不超過其實際損失,不會發生所謂的“溢出利益”或“意外收益”,造成社會資源的不合理分配。

  此外,將我國工傷保險待遇和民事賠償標準明顯偏低作為實行“相加”模式的理論基礎並不是邏輯的必然。因為既然工傷保險待遇和民事賠償標準偏低,那麼最理想的途徑是努力將標準提高,而不應當通過建立“雙份利益”制度來予以糾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解決工傷事故時,應當由工傷保險提供主要的賠償來源,同時保留受害職工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將民事侵權賠償作為補充來源,並以工傷職工所受的實際損害為最高限額,實現填補工傷職工全部損害的目的。

  【作者介紹】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

  註釋與參考文獻

  參見王澤鑒:《勞災補償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載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3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頁,第293頁,第294-295頁。

  轉引自李清偉:《侵權行為法與社會保險法的衝突與融合》,載沈宗靈等編:《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2頁。

  See John G.Fleming,Rurnination on Tor Law;A symposium in

  Honor of Wex Malone:Is There A Future For Tort?The Legal

  Studies Forum, American leg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y, 1984.

  Izhak Englard,The Philosophy of Tort

  Law,Aldershot:Dartmoth,1993,p.109.

  See Friedmann,Social Insurance and Tort Liability,63 Hary

  L.Rev 241 (1949);轉引自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3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頁。

  參見袁滿君、陳林林:《超越事實與規範的學理——雇傭合同工傷賠償的歸責原則與過錯概念評析》,《浙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相關論述情參見梁慧星:《僱主承包廠房拆除工程違章施工緻僱工感染死亡案評釋》,載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頁;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侵權行為法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頁;楊立新:《侵權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頁。

  參見林嘉:《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頁。

  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侵權行為法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頁。

  卞耀武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讀本》,煤炭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釋義》,中國物價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頁。

  最著名者為廣東省深圳市的“劉濤案件”。1998年8月,劉濤與深圳金龍毛絨布織造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但該公司沒有為其辦理工傷保險。1998年11月20日下午,劉濤在工作中被自己操作的4號梳毛機頭捲入軋斷雙臂,治療后經鑒定為二級傷殘,喪失勞動能力100%。由於與公司在經濟賠償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劉濤一紙訴狀將公司送上法庭,請求判令公司一次性支付傷殘補償金、殘疾補償金、精神損害賠償等共計人民幣341.3364萬元。后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劉濤獲賠133.8801萬元。據悉,這是目前為止工傷索賄案中法院判決金額最高的案例。參見王成:《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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