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牛根生的腳下，還是“牛勁兒”十足

　　答：看看巴以衝突，看看恐怖主義，再回頭看看我們社會的醜惡現象，看看在拜金主義和傳統道德兩難中難以抉擇的人們的痛苦表情，牛根生——像劉備、像諸葛、像文天祥、像胡雪岩、像雷鋒和焦裕祿的這麼個帶有符號意義的、帶有新、舊企業家特徵的和帶有探索與認識價值的、土生土長的和大獲成功的中國式企業家，其意義怎麼看都小不了。

　　蒙牛還能做多大

　　100多億人民幣的銷售額，即使是今天，蒙牛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公司。而蒙牛還能做多大？這不是一個蒙牛就能回答的問題。

　　第一是中國乳業的產業結構、產業基礎等產業革命能否帶來蒙牛等中國乳製品企業在新一輪發展中的外部環境？第二是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理念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國乳業的成長？第三是在與內外行業對手或此消彼長或共存共榮的競爭中，蒙牛佔位能否總是靠前？

　　是的，第三個問題是蒙牛要認真思考的。前兩個問題又不能不重視。在中國做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的一個困境是，我們企業的外部環境不好，市場機制不健全，法律和法規不配套。這些年來蒙牛被競爭對手陷害和被恐嚇的事實，帶給牛根生的壓力不小。一方面，在中國越是優秀的企業就越是承擔了探路者的使命，而使得一個牛根生和一個蒙牛要考慮的“宏觀問題”，可能不比一個部長和一位省、市長要少；另一方面，企業又必須獲得實際的利潤和真正的增長，將賺錢進行到底。

　　這就是中國企業的處境。這就需要中國企業家有一種特別的情懷——社會責任+民族自信心+企業發展+市場健康+利潤率。於是，關於“利潤最大化”的爭論總是模稜兩可，關於“企業市場化”的努力又總是在最後因為終於擱淺在市場而一籌莫展。

　　於是，最重要的問題一下子一起集中地擺在牛根生和無數優秀的企業家面前，一是想做多大？二是能做多大？想到的大和能做的大怎樣平衡？真正的大和泡沫的大怎樣區別？如果大起來能否再接着大下去？

　　在一種人怕出名豬怕壯的文化束縛中，不做大、不做那麼大、不做得很大，是不是一種特別的選擇？牛根生當屬此列！

　　一起做大，做大乳業，做好乳都，不靠一個企業的單槍匹馬，而是捆綁起來向著新世界出發，是不是一種中國式智慧？牛根生樂此不疲！

　　大一統思維，再一次眷顧了牛根生。全球經濟一體化，以一種趨勢的慣性掃蕩了封建主義的小打小鬧的閉鎖式思維。

　　解讀牛根生的另一種成功

　　在牛根生的所有努力中，始終帶有一種“探底”的“中國功夫”——不迷信MBA，不崇拜比爾。蓋茨，他的全部努力是最終要實現一個企業、一個行業和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實實在在的振興！

　　蒙牛要贏利，要賺錢。這是企業的本質屬性；

　　蒙牛要出好奶，出更好的產品。這是蒙牛賺錢的前提；

　　要獎勵人才，要集聚優秀的人力資源，這是蒙牛出好產品的前提；

　　自己做好表率，做好人，才能成好才，這是蒙牛人才戰略的前提；

　　……

　　順着這樣的思路，牛根生的謎其實很好解開。以這樣的哲學來做企業，牛根生解決了企業發展的主要矛盾——企業創新的根本，是企業家創新。而在企業家創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是錢，二是權。一個自己主動“棄權”的老闆，讓出了莫大的成長空間——為更年輕、更有為和更努力的新人！

　　於是，蒙牛，不是很大；蒙牛的身上，商味也十足；牛根生，也沒有做什麼更大的事情，既不是石破天驚的轟動，因為透過中華文明的歷史我們可以將其盡數，也不是不可比擬的高深，即使是尋常的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座右銘，與牛根生無異。

　　但是，區別已經有了——比500強的“經濟動物”更政治；比跨國公司“科技瘋長”更科學；比“走出去”(回不來)的某些企業更穩健；比對中國消費者實行雙重標準拚命掠奪顧客的百年洋企更親和……蒙牛，走在大路上。牛根生的腳下，還是“牛勁兒”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