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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合法避稅的權利無需支付道德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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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合法避稅的權利無需支付道德代價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日前說,目前國內對合法避稅的爭議較多,但只要是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操作,應該是可以的。他認為,應鼓勵企業或個人通過捐贈、參與第三次分配等方式合法避稅。認為如果稅收政策上有更大優惠,將有更多企業或個人考慮拿錢搞公益事業。

  是合法的,就是可行的。比如對合法避稅觀點的認同,在國外可以追溯到1935年英國的“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案。當時參與此案的英國上議院議員湯姆林爵士對此曾如此地表述:“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如果依據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繳稅,那就不能強迫他多繳稅收。”時至今日,隨着合法避稅逐漸被人們所了解和認可,合法避稅從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企業和個人的一項合法權利。

  這樣的權利屬性,從合法避稅的概念上也不難看出。所謂合法避稅,是指在尊重稅法、依法納稅的前提下,納稅人採取適當的手段對納稅義務的規避,減少稅務上的支出。既然是尊重法律的依法行為,自然也就是合法可行的。儘管很多時候,合法的事情並不一定符合道德規範與社會倫理的要求。

  正因如此,成思危認為企業和個人在法律框架內可以合法避稅,實際上就是為了尊重和滿足權利的訴求,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他又強調把慈善公益與合法避稅進行掛鈎,這顯然是為合法避稅設置了“道德陷阱”。而這樣要求企業和個人在行使合法避稅的權利的同時,要支付相應的道德代價,這實際上陷入了權利與道德不分的誤區,最終只會損害到公民合法權利的行使。

  必須釐清的是,合法避稅的本質與偷稅漏稅是不同的。儘管說,當前一些企業和個人偷稅漏稅情況嚴重,造成國家稅收大量流失,有損於稅收征管的公平原則,但歸根結底,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與稅收征管不力有關。也就是說,這些情況完成可以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通過加大執法力度來得以消減的。但是合法避稅不同,也許這種避稅的方式,是鑽了法律的空子,利用了稅法的漏洞,甚至有悖於國家的稅收政策導向,但是,法無禁止則可行,任何人自然也就無權任意綴加相應的義務與責任。

  其實,正確對待種種鑽法律空子的避稅行為,關鍵還是加緊對稅法完善。事實上,稅收法律的制定從來就不是一勞永逸的過程,它是一個需要不斷進化的過程。由此不難想象,如果我們在面對稅法的漏洞的時候,不是訴求於對相關制度的彌合,而是寄望於讓避稅主體通過諸如慈善損贈這樣的公益方式,來彌補避稅的不合理,這顯然是捨本逐末。成思危認為應通過讓渡稅收政策上的更大優惠,來換取企業或個人考慮拿錢搞公益事業,這本身就不利於促進對稅法的完善。

  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投資者和生產經營者的最終目的。這就註定,對於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企業與個人,他們必然會選擇合法避稅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在資本舞台上,就如同在法庭上的辯護律師一樣,只要法律許可,將最大限度地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置於這樣的語境下,寄望於以道德的力量來與合法利益進行博弈,最終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說到底,還是一句老語,在對合法避稅問題上,還是要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而讓企業和個人在行使合法避稅的權利的同時,去支付道德代價,既不利於稅法的完善,又犯了以道德為由損害權利的錯誤,自然也不會帶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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