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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創業的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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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月前的一天凌晨,當時身為網訊創始人及合伙人的朱敏接到合作夥伴蘇布拉的電話,對方在電話那一端言簡意賅,“終於可以了!”聽到這個消息,朱敏沉默了一會,這位年屆六旬的企業家,其緊繃了多年的商業神經終於可以鬆弛下來。

  在思科32億美金收購美國網訊一案中,蘇布拉全權負責與思科的最後一輪談判,據說只用10個工作日便確定了最後的一切。但朱敏醞釀著出售網訊則是早在兩年前,當時他回到中國后就辭去了網訊首席技術官的職位,同時蘇布拉也開始在大洋彼岸接觸買家,於是,曾與網訊在互聯網語音電話方面合作多年的思科進入了視野。

  思科已有上百次的成功收購經驗,之前也曾希望將網訊納入版圖。隨着路由器和交換機市場漸趨成熟,為了令華爾街保持興奮,思科必須向比網絡硬件發展更快的市場挺進。而收購網訊,也是自2005年思科以69億美元收購有線電視設備廠商科學亞特蘭大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商業收購。

  “結束網訊,意味着我的另一次創業再次開始。”目前身為賽伯樂投資董事長及美國NEA基金合伙人的朱敏在接受《中國新時代》專訪時說。

  俗話說“六十知天命”,而對於大多數企業家而言,60歲是該考慮退休的年紀了。朱敏笑言:“離60還差一歲呢,我還能做很多事情。”如今,朱敏全身心地投入於風險投資領域,而面對這一自己並不熟知的領域,技術出身的朱敏卻有着更大的野心。

  超越孫正義

  記者在見到朱敏前,他剛去美國出差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般一個季度去一次(美國),那邊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朱敏說,“目前需要的是資金國際化,項目國際化,而我們的特長和責任就是把中國的國際化加強一些。”

  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資金,朱敏除了自己擁有大量的資金外,還成功募集到了更多的國際投資基金。在朱敏看來,搞國內的資金,自己是沒有優勢的,把國際的資金引進來,自己則有着很大的優勢,“要順勢而為,不能強做。”

  兩年前,朱敏將網訊工作辭掉后回到中國時,他的想法就是“想幫助創業的年輕人,怎樣讓更多的創業群體走出來,讓這些企業成功。”

  對於自己選擇投資的對象,朱敏有着與其他投資者不同的氣勢。“我的目標就是每年做出一個上市企業。”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朱敏進入投資領域已經兩年,而他已經找到了投資的信心,“明年運氣好,可能有兩個上市。”

  其實,朱敏最初進入投資領域時並不很適應。“挑戰很大,20年我都沒有在中國了,包括對中國的了解和人脈沒有像以前那樣熟悉了。從創業的企業家轉型到投資人,從完全做IT技術的到現在做項目投資人都不適應。”而今,讓朱敏驕傲的是“我來的時候都是投的價值只有幾百萬的公司,現在都變成上億美金的大公司。”

  朱敏在美國生活工作了很久,善於學習的他所看到的美國風險投資與中國的做法並不相同。“美國投資者會把創業的人放到公司來養六個月,就是所謂孵化,而在中國卻沒有。六個月我都給工資,六個月後你也可以到外面找錢去。”中國投資領域並沒有這個模式,朱敏卻能學於致用。

  作為投資人,朱敏的角色就是伯樂,而投資對象就是要尋找的千里馬。賽伯樂的企業名稱是朱敏親自想出來的,“名字是我取的,我們的定位是找人做項目,而不是找一個好項目去投資,所以就是尋找千里馬的過程。”朱敏說。自己不想做成傳統的VC(風險投資)。“做VC的人都很尊重我,我不會去和同行搶項目。我的目標是要培養一些企業家,培養創業的企業家。”

  對於尋找千里馬,朱敏坦言有時也會錯過一些不錯的對象。“我覺得是人與人是否合的來。比如有的人可敬而不可愛,也包括我自己;有的人很尊敬我,但不一定和我合得來。和找對象一樣,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老婆的。只要有人和我一起,有足夠的項目去做就足夠了。”

  朱敏把自己的投資概念形容為就像雕刻老樹根——老樹根生活在地下20年,積累了很多東西,把它砍掉弄弄就是很好的工藝品。

  朱敏對於自己在投資領域的未來依然雄心不減,他的目標是要比亞洲最具規模的金融投資人日本軟銀的孫正義做的更好。“我要做,一定要比他做的好,我的定位就是做非常創新的企業,孫正義沒有做過創新的企業。我可以做非常創新的企業,適合中國國情,又能走向世界。”朱敏豪言。

  草根出身

  三十年前,國家恢復高考後,29歲的朱敏考入浙江大學學拖拉機製造,畢業之後經過短暫工作,他再次考入浙大讀碩士,不久后成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國留學生。

  之所以選擇斯坦福大學,朱敏覺得“這是一所從經濟管理角度談工程的大學,很對脾胃。”1984年,他遠渡美利堅讀書,在到美國第三個年頭時,38歲的朱敏才開始懂得“創業”。

  1986年,聽說朱敏幫IBM寫過程序,一個做ERP產品的公司通過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能協助處理一個技術問題。“從來都沒聽說過ERP是什麼”的朱敏經過一番鑽研,居然成了這家公司里的技術權威。

  參與這家公司也給朱敏帶來了很大收穫,不僅在技術上認識了ERP,更是看到了他前三十年在中國從來沒有見識過的企業生命輪迴方式——這家叫做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購,後者是美國ERP市場上近於壟斷者的一個角色,不斷有員工從它那裡跳槽出來,推出功能類似、價格更便宜的產品,這家大公司再把它們悉數收購。

  這讓朱敏心裡一動,心想,“我也做一個公司賣給它,不是很好嗎?”他觀察到當時打印ERP報表是件費時費力的工作,於是諮詢了20多家IT公司負責人,如果他有提高這一環節效率的軟件對方要不要,得到的答覆是沒問題。但是當朱敏立志創業時,他發現當時的硅谷尤其是VC的門對他這樣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40歲的中年人是緊閉的,融資告吹,他的第一次創業嘗試無疾而終。

  隨後,朱敏參與創辦了一家做工業系統控制軟件的公司。在這裡,朱敏結識了他後來創業生涯中第一個搭檔——一位新加坡人、惠普駐遠東地區的前高管,此人當時是這家軟件公司的合伙人。

  1991年,Futurelabs成立,這是第一家真正與朱敏血脈相連的企業,他在其中有30%的股份。公司成立沒幾天,朱敏去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個行業內的展銷會,意外發現IBM正在大規模推銷同樣產品。朱敏心裡想,“這麼一個龐然大物打我們,肯定完蛋了”。但他也確定自己選對了方向,於是硬着頭皮往前走,當時的感覺是公司每天都可能死掉。

  第一個“天使”在這時出現了,有位投資人主動找上門,“我很喜歡你們的產品,要不要投資呀?”朱敏連聲說“要!”對方問要多少錢,朱敏大着膽子報了100萬。投資者毫不猶豫,“好,占你們多少股份?”朱敏想了半天,“給你25%怎麼樣?”“今天晚上就簽約!”對方很痛快地就走了,留下朱敏在那裡發獃:怎麼會這麼容易呢?

  拿到資金的第二天,第二個機會接踵而至,某大公司也看中了Futurelabs,提出要以400萬美元收購,朱敏可以留下來,有100萬的獎勵,第一年把新一代產品做出來之後再獎勵100萬,朱敏一想這也不錯,賣掉公司馬上可以變成百萬富翁了。

  於是朱敏與合伙人找到第一家投資者說,不好意思,現在把100萬退給你,另外再給你50萬怎麼樣。對方將他們臭罵一通,“你們這個小子怎麼這麼沒出息,給一點點錢就想逃走了,你們知道這個公司的真正價值嗎?”

  不久后,英特爾宣布計劃投入1億美元經營Futurelabs的同類產品,“我們100萬美元,他們1億美元,這怎麼玩?”不僅朱敏慌了,投資人也着急了,說“這一次你們死定了。”新加坡合伙人出了個辦法,將100萬美元全部打廣告,認為只要廣告打出去銷售馬上能起來,Futurelabs就能成為10億級的公司。朱敏心想哪有這麼容易,但也不知道怎麼做好,索性就賭一把。

  一時間,Futurelabs的廣告滿天飛,100萬美元很快燒光,最初市場部門電話鈴響成一片,但三天之後又沉寂下來。6個月之後,投資人過來開董事會,一看這種狀況,不客氣地說,“你們真沒用。”象徵性地退了1塊錢,股份也不要了。

  這時朱敏漸漸感覺選錯了搭檔。之後三年是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他們靠5萬、10萬的零星融資勉強支持,朱敏形容,“這是沒有任何興奮點的三年。為什麼要堅持這麼久?我也不知道,就一直挺在那裡。”

  後來,互聯網概念開始在硅谷流行,潛在的買家開始對Futurelabs感興趣。最終,1996年,Futurelabs以1200萬美元賣給了Quarterdeck公司。

  落葉歸根

  在賣掉網訊之前的那段時間裡,朱敏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國。在考慮許久之後,還是決定回來,所以美國的公司一定要賣掉。“如果那邊的公司出問題了,創始人不在,那就有問題了。”因為在美國,一般都把公司創始人看作精神領袖。

  “我決定離開的那一天,就已經決定公司的命運,只有被賣掉。”朱敏說。

  在朱敏看來,公司做到一定程度后,最後的責任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網訊上市的時候我有17%的股份,我要考慮剩下80%的股東利益。畢竟人家就是為了賺錢。”

  如果單純為了財富,朱敏是不會回國的。因為在美國,朱敏有着上層人士的生活圈子。“今年夏天,我回去,哇,那裡藍天白雲,房子比這裡的漂亮多了,我的房子在湖邊,另一邊是一個山頭。汽車三分鐘出來就到高速公路,十分鐘就到斯坦福大學了。”朱敏似乎很得意。

  但朱敏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改變了自己人生,應該回國報答祖國。“我現在閉着眼睛想起來,中國是圍棋的一個角,改革就是要把這個角做活,這個角不活,整個世界這盤棋就死掉了。”有着報恩情結的朱敏放棄了美國優越的生活。“我想自己賺了很多錢,過舒適的日子,我有罪惡感。”

  此外,“落葉歸根”的傳統思想也使得朱敏萌生強烈的回國願望。“我不能在退休以後告訴別人,我原來在美國都做了些什麼,我要在中國真正做點事情。”

  在朱敏看來,中國要崛起,一定要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有自己的發明家,像愛迪生這樣的人,才能出現自己的企業家像福特,經營家像摩根。“中國一定有這批人出來,這些人都是希望站在我們(投資人)的肩膀上面,希望培養這些企業家成為國際級的企業家。對於我來說,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自己。”

  回國之後,朱敏憑直覺試探性地投資了幾家企業,全部用自己的資金,感覺很順利,其中包括為移動用戶提供“空中充值”服務的連連科技以及母嬰用品銷售商紅孩子。NEA方面也覺得很不錯,增值空間很大。朱敏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與NEA各出資50%成立賽伯樂投資公司,準備放開手腳大幹一番。

  但朱敏也有失敗的經歷。他曾以數百萬美元投資於宋朝弟的科利華教育軟件技術公司,這家因成功運作《學習的革命》而輝煌一時的企業於2005年的最後一天退市,主業營收為零。朱敏在宋朝弟幾乎走投無路之前伸出手,然後也被拖下水。

  “沒有扶持起科利華的原因,在於雙方心態都沒有調整好,自己還在為硅谷的事牽腸掛肚,宋朝弟則對資金的需求太迫切了,拿了錢之後頻繁調整戰略。”朱敏說。

  2007年,朱敏開始逐步展開自己的“整合性投資”試驗。而紅杉樹,就是他在國內親手創建的第一家企業。這可以視為他自1991年創建FutureLabs以來專註領域的延續。紅杉樹是一個交互式管理服務平台,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將企業、供應商、代理商、分銷商、客戶、關鍵技術提供商等緊密聯繫,為企業提供各個環節的服務。

  “紅杉樹”核心定位於在中國的全球化公司,2006年4月,兒子朱磊從美國回來,他退居幕後,專心研究產業整合型投資模式。這個稱自己父親為“Min”的年輕人秉承了朱敏的商業潛質——在朱敏還為網訊獲得7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而興奮時,朱磊已經給自己參與創立的一家醫院管理軟件企業吸引了1000萬美元。

  如今,朱敏似乎更喜歡用“輪迴”來形容自己未來的想法。“我的理想是走一圈后又走回去,我原來是科學家,後來是創業家,然後是投資人。我希望最後還是做回科學家去,就像看到我的老師一樣,到100歲了還在干,因為科學研究到多少歲都沒關係,工作永遠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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